第14章 山城的毒蛇 (第3/3页)
中国专家刮目相看。在西班牙，她也接触过密码破译人员，但像池步洲这样将技术与直觉结合得如此精妙的，实属罕见。
6月18日晚，突破来了。
那晚重庆下着小雨，能见度很低。按照经验，日军不会在这种天气轰炸。但凌晨三点，那个幽灵信号再次出现——而且比以往更久，持续了八分钟。
“他在发送重要情报。”池步洲边记录边说，“长度是平时的两倍。”
更关键的是，这次测向仪给出了相对清晰的方向：信号源在重庆下半城，靠近储奇门一带。那里是码头区，人员复杂，鱼龙混杂。
魏大铭当机立断，派出一组便衣特务前往该区域秘密排查。刻律德菈要求同行，被拒绝。
“太危险。如果是专业间谍，周围一定有警戒。”魏大铭说，“你留在这里，继续监听。如果有异常，立刻通知我们。”
刻律德菈同意了。但她没有完全听话——第二天，她以记者身份前往储奇门，采访码头工人和附近居民。她想了解那片区域的日常生活，寻找任何异常。
在一条狭窄的巷子里，她遇到了一个卖香烟的小男孩，大约十岁，眼睛很亮。
“阿姨，买烟吗？”男孩凑过来，压低声音，“我这儿还有别的好东西……情报，日本人的情报。”
刻律德菈心中警铃大作，但面上保持平静：“什么情报？”
男孩左右看看，凑得更近：“我知道有个地方，晚上总有人进去，天亮才出来。里面有机器响，像电报机。”
“在哪里？”
男孩伸出脏兮兮的手：“两块大洋。”
刻律德菈给了他钱。男孩指向巷子深处一栋两层木楼：“最里面那家，姓刘。但刘老头三个月前就搬走了，现在住的是个外地人，说是做药材生意，可从来没见药材进出。”
刻律德菈记下地址，又给了男孩一块大洋：“不要告诉任何人。”
她迅速离开，绕了几条街确认没人跟踪，然后找到公用电话，拨通了魏大铭给她的紧急号码。
军统的动作很快。
接到刻律德菈的情报后，他们暗中监视那栋木楼三天，确认了可疑之处：住在里面的男人自称“李先生”，四十多岁，左手有些不便（印证了池步洲左撇子的判断）；他白天很少出门，晚上房间里有微弱灯光；邻居反映曾听到“滴滴答答”的声音，像发电报；最重要的是，在他的垃圾中发现烧毁的纸灰，其中一片未烧尽的纸上隐约有数字痕迹。
6月22日，魏大铭决定收网。
行动在凌晨两点进行，正是间谍通常发报的时间。十二名便衣特务包围木楼，两人守住前后门，四人爬上隔壁屋顶控制制高点，其余人突入。
刻律德菈坚持要在现场——作为提供关键线索的人，她有权见证。魏大铭勉强同意，但要求她待在街角的指挥车里，不得靠近。
行动很顺利。当特务破门而入时，“李先生”正在发报，耳机还戴在头上。他试图销毁密码本，但被迅速制服。搜查房间，发现了电台、密码本、加密表、以及一整套气象观测仪器——用来为轰炸提供气象数据。
军统连夜审讯。起初“李先生”一言不发，但面对确凿证据，加上刑讯专家的压力，他最终开口。
真名黄共荣，孙殿英前部下，1934年被日本特务机关招募。1938年潜入重庆，任务是收集防空部署、重要建筑坐标、政府要员行踪，并通过电台发往汉口。德国大使馆被炸，就是他提供的错误坐标——日本想警告德国不要暗中援华，又不想公开撕破脸，于是“误炸”。
他还供出了一个同伙：在防空司令部任职的少校参谋，负责提供防空部队换岗时间、高射炮位置、探照灯部署等情报。
6月25日凌晨，第二个间谍落网。至此，这个潜伏在重庆的日本间谍网被彻底拔除。
池步洲从密码本中破译出大量情报：包括蒋介石官邸的精确坐标（幸而老蒋经常更换住处）、苏联援华航空队机场位置、兵工厂分布图……每一份情报，都可能造成成百上千人的死亡。
间谍案破获后，重庆防空有所改善。军统顺藤摸瓜，清除了几个可疑的观测点，调整了防空部署，并故意释放假情报误导日军。
7月初的一次轰炸中，日军按照假坐标投弹，大部分落在长江里，少数击中已经疏散的伪装目标。重庆报纸欢呼“防空取得重大胜利”，只有少数人知道背后的真相。
刻律德菈受邀到技术研究室，魏大铭亲自向她致谢。
“这次破获的间谍网，代号‘独臂大侠’——因为主犯黄共荣左手有残疾。”魏大铭说，“你提供的线索至关重要。军统上下都感谢你。”
“我不需要感谢。”刻律德菈平静地说，“我只希望这样的悲剧少一些。那些在轰炸中死去的人，再也回不来了。”
池步洲送她到门口。这个平日沉默的年轻人忽然开口：“刻律德菈女士，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继续留在重庆吗？”
刻律德菈望向灰蒙蒙的天空。盛夏的重庆闷热难耐，远处传来码头工人的号子声，江面上白帆点点。
“我要离开重庆一段时间。”
“去哪里？”
“北方。”刻律德菈没有具体说明，但池步洲似乎明白了。
“延安？”
刻律德菈没有否认。她看着这个年轻的天才，忽然说：“池先生，你有这样的才能，应该用来保护更多的人。密码破译不只是抓间谍，更是拯救生命。每一次你破译敌人的密电，前线的士兵就多一分胜算，后方的百姓就少一分危险。”
池步洲郑重地点头：“我明白。事实上，我们正在尝试破译日本更高阶的密码系统。如果有进展……或许能改变战局。”
“我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告别池步洲，刻律德菈走在重庆陡峭的石阶上。卖烟的小男孩不知从哪里冒出来，递给她一包烟：“阿姨，送你的。”
刻律德菈接过烟，又给了男孩几块钱：“离开这里吧，去读书。战争结束后，国家需要识字的人。”
男孩似懂非懂地点头，跑开了。
回到住处，刻律德菈开始收拾行装。她决定不带太多东西：几件换洗衣物，相机和胶卷，日记本和笔，一些药品和干粮。小梅和王氏会留在重庆——她托魏大铭帮忙照顾，给她们找了份相对安全的工作。
“阿姨，你要去很久吗？”小梅帮她整理行李，眼圈红红的。
“不一定。但我会回来的。”刻律德菈摸摸女孩的头，“你要好好读书，我回来要检查你的功课。”
“我会的。我学会写好多字了，还会算数。”
刻律德菈拥抱了这个在战争中失去父亲的孩子。王氏在一旁默默流泪，递过来一个布包：“这是我自己做的辣酱，路上吃。北方冷，多穿点。”
夜深人静时，刻律德菈在油灯下写日记：
“1939年7月10日，重庆。
‘独臂大侠’案告破。两个间谍，一个被处决，一个在狱中自杀。军统顺藤摸瓜，又抓了几个小角色。重庆的防空可能会好一些，但战争还在继续，轰炸不会停止。
这件事让我思考：在战争中，最可怕的往往不是正面的敌人，而是背后的背叛。汪精卫的公开投敌是背叛，黄共荣的暗中通敌也是背叛。他们都曾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却在关键时刻选择站在人民对立面。
但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了希望：池步洲这样的天才，在简陋的条件下钻研密码学；魏大铭这样默默无闻的特工，在黑暗中与敌人周旋；甚至那个卖烟的小男孩，在贫困中依然保持警惕和善良。
明天我将启程前往北方。目的地是延安——那个被许多人描述为‘希望之地’的地方。我想亲眼看看，那里是否真的有不一样的中国，不一样的抗战。
离开重庆前，我去看了轰炸后的废墟。工人们正在清理瓦砾，商贩重新摆起摊位，孩子们在废墟间玩耍。这座山城像江边的礁石，任凭浪打，依旧屹立。
也许，这就是中国不亡的原因：不是因为有完美的政府或军队，而是因为有千千万万普通人，在绝望中坚持，在废墟上重建，在背叛中选择忠诚。
雾都的毒蛇被拔除了，但战争还在继续。我的旅程也是。”
她合上日记本，吹灭油灯。
窗外，重庆的夜晚并不宁静——远处仍有灯火，那是夜市的喧嚣，是工厂的加班，是这座伤痕累累的城市不屈的脉搏。长江在黑暗中奔流，一如这个古老民族，历经磨难，依旧向前。
刻律德菈知道，她的中国之旅，才刚刚进入深水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