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9章 南征北战(34) 江南士绅 (第2/3页)
于对朱元璋采取不合作态度，曾被朱元璋狠狠教训了一顿，老实了好多年。而如今的江南士子，奔竞请托、行为张扬、隐漏钱粮、好持公论、包揽词讼，出入公‘门’，勾结胥吏，干预行政，武断乡里，‘操’持舆论，是他们的基本社会形象。绅士更是结社成帮，党同伐异；干预行政，把持乡里；侵夺小民产业，横行不法；肆意奴役乡民；接受投献，蓄奴成风；奢侈‘淫’佚，醉生梦死。有鉴于生员的恶习劣行，另一时空中的大儒顾炎武甚至将生员与乡官和吏胥，比作“天下之病民”的三种人，主张：“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
象董其昌那样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却是乡土一霸，纵容恶仆为非作歹，结果惹起了士子、百姓群起而攻击，则有所谓“民抄董其昌”之变。江南各地也多奴变，大明仕宦本来就享有蓄奴特权，而江南士绅更滥用这种特权，远超法律规定大肆蓄养奴仆。“……吴中士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徐阶、董份、董其昌家，投靠家奴皆达上千。所投靠者，表面上出于自愿，多半却是因为缙绅大户独多，享受优免特权，繁重的赋役负担全部落在小民头上，小民出于无奈而不得不投靠势家以求庇护。如董其昌就是“膏腴万顷，输税不过三分，游船百艘，投靠居其大半”。董其昌宅第被乡民焚毁，家财被掠。
（另一时空的明清鼎革之际太仓、上海、嘉定、昆山、石‘门’、金坛、溧阳广及苏松常嘉四府之地纷纷发生奴变，索契杀主，实在是缙绅地主长期作威作福的结果，咎由自取。明末江南奴变最为‘激’烈，与当地豪‘门’最为集中、蓄奴风气最盛、驭下最为苛酷是有着必然联系的。）而中华公司由于在自己统治区急于需要各种劳动力，而且也有着大量倭人、西班牙、荷兰战俘以及土著人可以随意役使，因此极少有蓄奴的富商大贾。尹峰对于利用奴隶劳动没有兴趣，不过鉴于现实因素，他也不反对大量利用被打败的土著以及各国战俘做苦力。而江南家族中的那些奴仆，中华公司都是当做潜在移民对象看待的。况且农民可以三年免征赋税的政策摆在面前，那些小民无需承担繁重的赋役，也就无需投靠那些官绅士子了。由此，不少奴仆造反事件在中华军统治区发生，而中华军对此采取的态度是不闻不问，出了人命则将主家抄家，有命案在身的奴仆抓起来送往海外殖民地，服苦役若干年；其余的奴仆则就鼓励他们离开主人家，去**、琉球、吕宋、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等等地方，那边有大块的土地等着他们去耕种，除了给公司‘交’租，别无劳役。因此，大批奴仆、佃户、流民都投奔了中华军。
中华军进入江南的初期，士绅们被他们的武力镇住了。后来发现这帮海寇想着要招安，也并不‘乱’杀人，也就壮着胆子为着自己的利益和地方利益向中华军发难。不过，中华军并非在地方上行政必须靠地方士绅的明朝官府，他们是讲究以法治民的，士绅们的特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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