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根 (第1/3页)
随着第一批葡萄藤在酒窖上方的山坡上入土后，九百八十亩地，分了三期开垦。第一期三百亩，种的是从莱茵高带回来的雷司令和从波尔多带回的赤霞珠。张振勋亲自带着工人在坡上挖坑、施肥、插藤、覆土。每一株藤之间的距离都用绳子量过，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根标好尺寸的木棍，一株一株地比着种，间隔不差半分。
当地来看热闹的农民围了一圈。有人蹲在地头看了一会儿，站起来拍拍屁股走了，嘴里嘟囔着：“费这么大劲，还不如种几垄花生。“有人忍不住问了一句：“张先生，这玩意儿到底什么时候能收？“
张振勋从坑里直起腰来，擦了把汗，朝那人笑了笑：“三年后挂果。五年后能酿酒。“那人掰着手指头算了算，眼睛瞪圆了：“五年？就为了一口酒？“周围人哄笑起来，笑声里倒没有恶意，更多的是不信和好奇——他们头一回见到有人肯花五年工夫，只为让一样东西从地里长出来。
张振勋没有解释。他把最后一株藤的根埋好，覆上土，用手掌把土面轻轻拍实了，然后提起水桶给它浇了半桶水。水渗进土里去，在干燥的砂壤表面留下一个小小的、深色的圆印，像落了一滴很大的雨。他站在那里，看着那株藤在午后的阳光里微微摇晃——它还没有一片叶子，只是一根光秃秃的枝条插在土里，可他看见的，是它三年后的样子，五年后的样子，十年后整面坡都挂满了果穗的样子。
他已经等了那么久了。再多等几年，又算什么呢。
收工的时候，夕阳把整面坡镀成了金色。新插下去的一排排葡萄藤在晚风里轻轻摇曳着，每根枝条的影子在泥地上拖得长长的，一排挨着一排，像一支刚写上去的、还等着被时间填满的句子。张振勋站在坡顶上，看着那片新翻过的土地，看着那些安安静静立着的藤，又看了看远处正在施工中的工坊屋顶和更远处泛着磷光的海面。
他把沾满泥的双手在裤腿上擦了擦，然后从怀里摸出那枚雍正通宝。铜钱被他的体温捂得温热，绳结已经磨得发亮，那枚钱上的字也越发模糊——“雍正通宝“四个字，是三百年前铸的，比他脚下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人年纪都大。
他把铜钱攥在掌心里，闭上眼睛。
风从海上来，吹过九百八十亩刚刚被开垦过的土地，吹过他插下去的第一批葡萄藤，吹过那座七米深的地下酒窖，吹过站在坡顶上的这个被南洋的日头和北方的海风交替吹了半辈子的中年人。那些风在他身边打着旋，带走了一些汗水和灰尘，也带走了半生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焦灼与等待。
他把铜钱塞回怀里，睁开眼，朝坡下走去。
身后那片新种的藤在暮色里安安静静地站着，根须正在泥土深处一寸一寸地摸索着、伸展着、寻找着它们在这片陌生土地上的位置。它们不知道什么是“三百年“、什么是“免税十五年“、什么是“巴达维亚之誓“。它们只知道一件事——土是温的，水是透的，春天来了，该长的总要长出来。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夏天。
第一批葡萄藤已长到齐膝的高度，张振勋几乎每隔三天就要上山看一次。烟台东郊的九百八十亩坡地被分成了一块一块的试验田，每一块田头都插着木牌，上面写着品种名称和种植日期：赤霞珠、品丽珠、黑皮诺、雷司令、琼瑶浆、白诗南、赛美蓉、长相思……一共一百二十多个品种，从欧洲和北美搜集来的，经过漫长的海运和检疫，终于在烟台的土里扎下了根。
他蹲在田埂上，用手轻轻托起一片嫩叶，叶片在午后的光里几乎是透明的，叶脉像微细的河流网布在翠绿的底色上。那一片叶子在他掌心里的重量，轻得几乎没有，可他捧得小心翼翼，像捧着一枚刚出壳的蛋。
第二年的春天，藤蔓开始爬架了。纤细的卷须在晨光里颤颤地卷住铁丝，像婴孩的手指第一次攥住什么可以依靠的东西。张振勋让人在每一排藤架前面竖了记录牌，他每天经过的时候都要停下来看一看，用手摸一摸藤蔓的茎秆，感受那根茎在一天天变粗，从筷子尖那么细长到小指头那么粗。他在本子上记着：“六月初七，雷司令主蔓已逾一人高，侧枝生出七条。赤霞珠生长略缓，然茎干粗壮，根系应已深扎。“那些字写得密密麻麻的，每一行都带着一种近乎母亲般的端详和盼望。
到了第三年的春天，第一批果穗出现了。花是极小极淡的绿色，一串一串地藏在叶子底下，不凑近看根本发现不了。可张振勋看见了。那天清晨他照例上山巡查，走过雷司令那排藤架的时候，余光扫过一片叶子的背面，看见了一小串米粒大小的、嫩绿色的花苞，密匝匝地挤在一起，像一串还未成型的梦。他蹲在那里看了很久，久到露水把他的裤腿和鞋面全打湿了，久到太阳从坡顶升到了树梢那么高。
“老汤，“他站起来的时候声音有些发颤，像是看见了某种怕一说出口就会碎掉的东西，“你来看。开花了。“
老汤跑过来凑着脑袋看了半天，又看了看张振勋的脸，然后笑了：“掌柜的，您这高兴得跟抱了孙子似的。“
张振勋没有笑。他转身看着整面坡——几百亩的葡萄藤在春风里微微摆动，每一排都在抽新芽，每一株都在往高了长。三年了。从买地、开荒、砌窖、引种，到如今第一批花开了，中间砸进去的银元、熬过的夜、咽下去的气，都在这一刻变得轻了。他伸手摸了摸那串花苞，指尖碰上去的时候感觉到一丝微凉和柔软，像触到了某种极脆弱又极坚韧的生命正在努力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
他忽然想起过去那些人和事就像一根根看不见的线，与此刻连到一起。此刻花开，是他等了半辈子才等来的事情。
“走吧，“他说，“下山。今晚让厨房加两个菜，给工人们喝一盅。“
那天晚上工坊里摆了十几桌酒。客家的石匠、山东的农工、南洋跟过来的老伙计，几十号人围坐在长条木桌旁边，猜拳的、说笑的、唱山歌的，闹成了一锅粥。张振勋坐在主位上，端着酒碗跟每一个人碰。酒是烟台本地的地瓜烧，烈，冲，一入口像吞了一团火。他喝了不少，脸喝了通红了，可眼睛是亮的。老汤、施密特、张成卿坐在他旁边，都往碗里又斟满了，老汤说“掌柜的，这花开了，果就不远了。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有自家的葡萄吃了。“
施密特说“这葡萄，你倒不一定吃得惯！”
众人大笑........
张振勋把碗端起来，仰头干了。酒液从喉咙烧下去，把胸腔里那些积累了太久的潮湿和焦灼全烧干了。他放下碗，朝满屋子的人说了一句话，声音被周围的喧闹盖过去了一半，可坐在他最近的老汤、施密特、张成卿都听见了：“三年了。没白等。“
可是那场劫难来得悄无声息，像一场在泥土底下穿了三年鞋的鬼。
1897年秋天，第一批葡萄挂了果。果穗不大，粒也小，可颜色是正的——雷司令泛着青黄的光，赤霞珠挂着一层薄薄的果霜，在太阳底下泛着幽蓝。张振勋摘了一颗放进嘴里，酸得他眼睛眯了一下，可是酸里面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甜，像隔着很远的距离传来的、春天的一缕回音。他把那一粒葡萄在舌尖上含了很久，才舍得咽下去。
可也是那个秋天，最先出事的是靠近河沟那一片的赤霞珠。
有个工人跑来报信的时候，张振勋和巴保正在酒窖里查看通风口的湿度。那工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脸色煞白：“张先生！不好了！东边那片藤——叶子全黄了，有的都卷起来了！“
张振勋放下手里的湿度计，快步上了坡。到了那片地头一看，他愣住了。三天前还绿油油的藤蔓，此刻像被什么东西从地底下抽去了所有的力气——叶片发黄、卷曲、边缘焦枯，整株藤垂着头，枝条软塌塌地搭在铁丝架上，像一根被火燎过的绳子。
施密特蹲下身子，正用手挖开一株藤根部的土。挖到三寸深的时候，看见了那些根。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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