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一瓶酒的回响 (第1/3页)
第一批张裕葡萄酒运抵上海十六铺码头的那天，是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899年冬，下着小雨。
深绿色的玻璃瓶，软木塞封口，瓶身上贴着一张简单的手写标签——白色底，黑色字，写着“张裕酿酒公司·烟台“以及年份和品种。没有花哨的图案，没有华丽的辞藻，干干净净的一行字，像一份正在等待被打开的履历。
雨水把木箱上的“张裕酿酒公司“几个字洇得微微发涨，墨迹顺着木纹渗开，像一截刚写好的毛笔字被不小心打翻的茶盏濡湿了。老汤亲自押着货，一路上在船舱里给木箱盖了油布，可码头上搬货的工人不懂这些，几箱酒在跳板上磕了一下，木角裂了缝，淡淡的酒香从缝隙里渗出来，混着雨水的潮气和黄浦江的泥腥气。
“轻点！轻点！“老汤在雨里急得直跺脚，“这里头装的不是酱油！“
围观的人比买酒的人多。十六铺码头附近几家南货店的老板探头看了一眼——玻璃瓶，深色酒液，木塞封口，标签上印着中文和洋文两行字——然后摇摇头，转身走了。一个穿绸衫的中年人凑近了看了一会儿，问老汤：“这是什么酒？洋酒？“老汤还没来得及答话，旁边一个戴瓜皮帽的年轻人插嘴：“洋酒？洋酒不都是法国德国来的？中国也能酿洋酒？“
人群里有人笑了一声。
那个雨天的下午，老汤在十六铺码头支了一张桌子、挂了一面布幌，上面写着“张裕葡萄酒·中国第一瓶“——卖了整整一个下午，开了三瓶试饮，散出去几十张传单，最后只卖出去四瓶。买主还是看在老汤一脸诚恳的份上才掏的钱。
那天晚上老汤在客栈里给烟台写了封信，信只有一行字：“掌柜的，上海人不认。“
天津的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
张振勋亲自去了天津。他在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处的劝业场租了一个临街的小铺面，摆了货架，架上只放一种东西——张裕葡萄酒。他自己每天穿一件青灰色的长袍马褂站在铺子门口，不吆喝，不拉客，就站在那里，手里端着一只品酒杯。有人经过停下来看，他就开口用那人讲的话招呼——荷兰语、英语、法语、德语、马来语，他都能来几句。路过的洋商本来只是好奇“这个穿长袍的华人在卖什么“，走近了听见他用自己家乡话打招呼，脚步就顿住了。
“先生，这是烟台产的葡萄酒。“张振勋从架上取下一瓶，用英语说，“去年秋酿的，陈了六个月。您可以先尝后买。“
一个德国商人停在了铺子门口。那人四十多岁，西装革履，戴一副金丝眼镜，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燃的雪茄。他上下打量了张振勋一番，又看了看货架上的酒瓶，嘴角弯了一下，那笑容里有种“我见过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了“的玩味。“先生，“他用德语说，“您会说德语？“
“在莱茵高跟一位德国朋友学的。“张振勋也用德语回他，语气不卑不亢，“施密特。您可能不认识。“
那德国人的眼神变了一下——施密特在莱茵高的葡萄圈子里不算无名之辈。他把雪茄换到左手，伸出了右手。“我是德商祥泰洋行的克劳斯。先生，这酒—— 能尝吗？“
张振勋给他倒了小半杯“克劳斯先生请，我姓张”克劳斯接过去，没有急着喝，先对着光看了看色，又晃了晃杯闻了闻香，然后含了一口在嘴里，慢慢咽下去。他放下杯，沉默了几秒钟，表情从玩味变成认真，从认真变成一种微妙的、不太愿意承认的意外。
“张先生，“他说，“您的酒不错。可您的口才更好。“
张振勋笑了一下，把酒瓶拿起来，在手里转了半圈，让贴标上的字正对着克劳斯。“克劳斯先生，“他说，“我的酒比我的口才更好。您刚才只是试了小半杯。如果愿意的话，这整瓶我送您，您回去慢慢尝。尝完了觉得不好，您来退给我；觉得好——您替我在天津德国人圈子里传一句就行。“
克劳斯走的时候手里多了一瓶酒，没付钱。第二天下午他派人送来一张字条，上面用德文写了一句话：“昨晚喝了半瓶。比我在青岛喝过的某些德国酒好。克劳斯。“
张振勋把那张字条贴在铺面的墙上。来的洋商看见了，半信半疑地问：“这人是谁？““德商祥泰洋行的克劳斯先生，在天津做了二十年生意。他的话您信不信？“对方看了看克劳斯签了名的那句话，犹豫了一下，也拿起了一瓶。
可铺子的生意还是不够。洋商们肯试，可掏钱的时候总是犹豫——一瓶中国酒卖这么贵？跟进口的法国酒差不多了。本土的富商则更直接：“我不喝洋酒。不习惯。““可这是中国酿的。““那也不是中国味儿。“
张振勋坐在铺子里，看着那面墙上孤零零贴着的三张试饮反馈条——一张德文，一张英文，一张中文（中文那张还是个意大利传教士写的）。他心里盘算着：上海、天津两个口岸，一个月下来卖出不到一百瓶。仓库里还压着三千多瓶，正从烟台一船一船地往这边运。如果继续这样下去，那些还在酒窖里安安静静陈酿的酒液，就要变成压在货架上年复一年落灰的积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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