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一瓶酒的回响 (第2/3页)
“老汤，“他说，“不卖了。“
“啊？“
“铺子留着，酒先不卖了。换一种卖法——送。“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春天，一批贴着“张裕酿酒公司“红标木箱的酒被分头送了出去。送的方向有三条：一路北上，送进北京城，送给各国驻华公使馆；一路留在天津，送给直隶总督府和各国领事馆；一路经天津转上海，送给江南制造局的盛宣怀和上海道台衙门。
每只木箱里装十二瓶酒，其中有两瓶是张裕新酿的“白兰地”，还附一封张振勋亲笔信。信的内容大致相同，措辞因人而异，核心意思只有一句：“这是中国烟台产的葡萄酒。您若觉得好，请告诉我；您若觉得不好，酒不用退，瓶不用还，只说一句'不好'，我就知道该停手了。“
一个月后，第一批回音从北京传回来了。
法国驻华公使毕盛先生在公使馆里开了一瓶。据随从说，毕盛先生那天晚上独自在书房里坐了很久，面前一只酒杯、一瓶被开了塞的酒、一张写着“张裕“二字的标签。第二天他给张振勋写了一封简短的回函，用的是法文，措辞克制，可最后一句落了重音：
“这酒，可与波尔多中级庄比肩。恭喜你，张先生。“
张振勋拿到那封信的时候正在烟台的工坊里看新一批的发酵记录。老汤从天津专程送来的，信封上盖着北京法国公使馆的朱红火漆。他拆开看了一眼，没读完就合上了，放在桌上，继续看他的发酵记录。老汤在旁边等了半天，忍不住问：“掌柜的，信上写什么了？“
张振勋头也没抬，把那封信推过来：“你自己看。“
老汤凑上去看了半天，法文他看不懂，只认得最后一行中间有几个字母拼起来像是“波尔多“的发音。张振勋这才把笔放下，拿起那封信又看了一遍，然后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四月的烟台，东山坡上的葡萄藤刚刚抽了新芽，嫩绿色的卷须在春风里微微摇着。他站在窗前，把信贴在胸口放了一会儿，没有说话。过了很久，他才说了一句：“印。把这句印在海报上。用法文和中文一起印。再写一行'法国驻华公使毕盛先生鉴评'。印一千张，上海贴、天津贴、北京贴。贴在洋人最常去的地方——码头、饭店、俱乐部、领事馆门口。“
于是那一年的夏天，上海外滩的英租界、天津法租界的海河边、北京东交民巷的使馆区附近，忽然出现了一张印刷精良的中法双语海报。淡黄色厚纸，上面画着烟台东山葡萄园的照片和“张裕“二字的隶书标识，中间最大的字号印着一行字：
“此酒可与波尔多中级庄比肩。——法国驻华公使毕盛先生鉴评“
海报贴出去的头三天，有人夜里去撕，撕完了第二天又贴上。贴到第七天的时候，撕的人不见了，围观的人多了起来。一个穿西装的华人站在海报前面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走进了附近一家西餐厅；过了一会儿，一个外国领事馆的随从也站住看了半天，掏出怀表记下了什么。
上海的租界区里有人开始打听：“张裕？没听过。是哪个酒庄的？““烟台。中国山东烟台。““中国？中国也有葡萄酒？““有。法国公使说的，跟波尔多中级庄差不多。““波尔多中级庄？那得尝尝。“
第一批送出去的酒在外面转了一圈，有的进了宴席，有的进了私人酒窖，有的至今还躺在某座公使馆的地下室里。可那些散布出去的、印在海报上的、被人转述的、在酒桌上传开的话，像一阵风从海上吹过来，吹进了那些原本紧锁的窗户缝里。风不大，可它带了种子。
六月里，张振勋接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邀请函——法国公使馆要举办一场正式的品鉴晚宴，请张裕作为特约酒款出席。
老汤把信念了三遍，抬头的时候眼圈有些发红。“掌柜的，法国人请我们去……在他们的宴席上，喝我们的酒……“
张振勋正在系领带。他从巴达维亚带来的那套黑色燕尾服已经旧了，袖口的银扣子褪了色，领结也有些发灰，可他还是穿上了，对着镜子整理好袖口，回过头来看了老汤一眼。“走吧。别让人等。“
北京法国公使馆的宴会厅比巴达维亚那间小一些，可布置得更精致——法式水晶灯、银质烛台、雕花护墙板、落地窗外是初夏的庭院，紫藤花正开着，一串一串垂下来，隔着玻璃也能闻到隐约的香气。厅里坐了四十多位客人，洋人占了大半，也有几位穿官服的清廷官员和华商代表，坐在角落的位置上，端着茶杯，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四周。
张振勋走进厅里的时候，有人认出了他——那个在南洋买下荷兰船务公司的华人，那个在天津用德语卖酒的怪人。几道目光从不同方向聚过来，落在他身上，他感觉到那些目光的重量，没有躲闪，也没有刻意去接，只是安安静静地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把面前的餐巾展开，铺在膝上。
毕盛先生作为主人，在开席前站起来致了简短的开场辞。他说到最后的时候，朝张振勋的方向微微侧了一下身，用法语说了一句话，然后自己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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