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弘文定文脉 (第2/3页)
都定不下来，义理说得再圆，也是空中楼阁。”
孔颖达笑了：“颜公说字不定则义不附。老臣说，义不通则字亦死。‘俊’训‘大’，‘俊德’便是‘大德’，可‘大德’如何‘明’？德要如何个明法？颜公把字校定了，老臣还要问一句‘何谓明德’——这一问，颜公的朱笔，可答不了。”
颜师古也不退让：“孔公问‘何谓明德’，可‘明德’二字，《大学》讲得明白——‘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孔公是通儒，倒来问老朽？”孔颖达抚掌大笑：“颜公好利口！好好好，这个回合，算你赢了。咱们接着辩。”
两人你来我往，从《尧典》辩到《周易》，从训诂辩到义理，声音越来越高。馆里的校书郎们停下手里的活，悄悄地听。
世民坐在上首，听了大半个时辰，忽然开口。
他说：“二位先生，都说得有理。朕不懂经学，朕只问一句：天下读书人，念的是同一本《书》好，还是各念各的好？”
两人都静下来。
世民道：“朕打天下的时候，军令只有一种，号角只有一种。如今治天下，经书若也有两种三种，读书人就不知道听谁的。朕的意思：先定文字。文字是根，根正了，义理才有处依附。”
他转向颜师古：“颜公，五经文字，就烦先生校定。校成定本，颁行天下，从此天下读书人，念的是同一个字。”
又转向孔颖达：“孔公，文字定后，义理之疏，朕还要烦先生。一部经，注疏纷纭，后人无所适从。朕要一部能定天下的经——这桩事慢，不急于一年两年，朕等得起，天下读书人也等得起。”
孔颖达与颜师古对视一眼，一齐躬身：“臣领命。”
从那天起，秘书省多了一桩看不见的工程。颜师古带着几个校书郎，一部经一部经地校。同一字，要查遍古本、石经、注疏，才敢落笔；同一句，要与诸儒往复商榷，才敢定案。朱笔点下去，就是一颗钉子，钉在纸上，也钉在千百年后的读书声里。
有时候，孔颖达会到秘书省来，隔着案子看颜师古校书。两人上回辩得面红耳赤，如今却像多年的同窗，一个校，一个看，偶尔为一字两句，再辩上一回，辩完了，各自抚掌大笑。
孔颖达对颜师古说：“颜公的字校完了，老臣的疏还没动笔。老臣等着颜公的定本，就像等着米下锅。”
颜师古说：“孔公等着，快了。快得很。”
第一部定本誊出的时候，长安城里的书坊闻风而动。坊间流传，说宫中校出了一部没有错字的《尚书》，抄书匠们连夜排队，等着抄定本。有个老书商捧着定本样张，老泪纵横：“做了四十年书，头一回见这么干净的本子。这才是书。”
褚遂良在馆里，也分到了一桩差事：誊抄定本。颜师古校定一卷，他便誊抄一卷。他的字，端正中有筋骨，颜师古看了，说：“这样的字抄出来的经，才配得上‘定本’二字。”
褚遂良抄着抄着，渐渐明白了一件事：这满馆的书，满案的经，不是给人看的摆设。它们在等着被统一，被确定，被当成天下的规矩。就像军中的号角，要定一个调，天下才听得齐。
他抄完《尚书》最后一卷的时候，忽然觉得，自己这辈子，大概都要跟这些字打交道了。
第三节修史直笔——十八家晋史与《隋书》
贞观初年，世民在朝会上问了一句话：“前朝的历史，如今谁在修？”
满朝沉默。
过了好一会儿，房玄龄出班奏道：“回陛下，前朝之史，散在民间。晋史旧有十八家——王隐、虞预、谢灵运、臧荣绪诸家——各记各的，彼此矛盾，至今无一可称定本。梁、陈、齐、周、隋五代，更是纪传残缺，只有起居注、杂史散落各处，无人收拾。”
世民问：“隋朝那么大的天下，一朝亡了，竟连一部像样的史书都没留下？”
房玄龄道：“有是有的。只是战乱年间，谁有心思修史？”
世民沉默了一会儿，说：“朕有心。史书不是给死人写的，是给活人看的。隋朝亡在哪儿，不写明白，后人就还要再亡一回。”
当下有臣子不以为然，出班奏道：“陛下，修史乃不急之务。如今四海初定，钱粮、吏治、边防，哪一桩不比几卷旧书要紧？”世民道：“你说得对，也说得不对。钱粮吏治，是眼下的事；史书，是将来的事。眼下的事办不好，亡的是今年；将来的事办不好，亡的是后年、大后年。朕不想让儿孙，再走一遍亡国的路。”那臣子无言而退。
这年，他下诏在禁中设史馆，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魏征领衔，房玄龄监修国史。秘书省的旧书、东都的遗稿、各处的杂史，再一次源源不断地送进宫里。
修史馆的灯，从此也夜夜亮着。
史馆里最难的，不是修前代史——前代史再难，死者不能争辩。最难的是修国史，记本朝事。本朝的事，有许多是活人做下的，写深了，犯忌讳；写浅了，对不起后人。
国史稿子写到武德九年六月，停住了。
那一段，从六月到八月，两个多月的光景，拟稿的人换了三回笔法。头一稿，直书其事，写到一半，写不下去，搁了笔；第二稿，用《春秋》笔法，讳言其事，写到“秦王率兵入宫”，觉得说不通，又搁了笔；第三稿，干脆把那段日子空着，只注了一行小字：“事迹有阙，待考。”
房玄龄拿着这卷稿子，进了内廷。
他把稿子摊在世民面前，指着那行小字，说：“陛下，这一页，史官不敢落笔。”
世民低头看了看。他看了很久，久到殿里的更漏，滴了十几声。
房玄龄低声道：“陛下若觉着不妥，臣可以另拟。‘作乱’二字，或可改作‘构难’，‘讨之’二字，或可改作‘清宫’……”
世民忽然问：“改了字，事就不是那件事了么？”
房玄龄道：“字改了，事还是那件事。只是记下来，后世看着，体面些。”
世民没有接话。他拿起那卷稿子，手指按在“待考”二字上，按了很久。
褚遂良这时候已是起居郎，随侍在侧。他看见世民的手指，在纸上微微地抖。
世民问：“遂良，你是记起居注的。朕今日说的话，你记了没有？”
褚遂良道：“记了。‘陛下问前朝史书，臣等对答如流。’”
世民又问：“若朕今日说的话，不体面，你记不记？”
褚遂良抬起头：“臣职当载笔。陛下说的，臣都记。陛下做过的事，臣也记。记下来，是让后人知道，哪个皇帝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好有个样子，也好有个戒惧。若只记体面的，那史书就不是镜子，是粉盒了。”
殿里静下来。
房玄龄悄悄看了褚遂良一眼，替他捏一把汗。
世民却忽然笑了。他笑得很轻，像把什么很重的东西，轻轻地放下了。他把稿子还给房玄龄，说：
“直书。朕做的事，朕认。改了，这面镜子就脏了——后世的人，照见的就是一个假皇帝，那朕这二十三年，就白活了。”
房玄龄捧着稿子，退了出去。褚遂良站在原地，看见世民背过身去，望着窗外。窗外是宫墙，宫墙外是长安，长安之外，是一整个等着被记下来的天下。
后来，国史写到那一页，用的是直笔。白纸黑字，不加掩饰。有人觉得新帝狠，连自己兄弟的事都肯写进史书；也有人私下说，一个肯让史官直书自己过失的皇帝，这个天下，大概是有救的。
史馆里，魏征领着一班修史官，正埋头抄纂《隋书》的稿子。炀帝的本纪，材料最厚——起居注、朝报、杂史，堆了半屋子。修史官们一篇一篇地读，读得脊背发凉。
最教人读不下去的，是那些数字。修运河，征发民夫百余万；三征高丽，调发兵力、粮饷，天下骚然。有个年轻的修史官读到一处，忽然搁了笔，说：“大业七年，山东、河南大水，漂没三十余州。次年，炀帝还是征发丁男，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百姓家里的灶，冷了多少年，史书上只写着一个‘征’字。”魏征道：“史书不写灶冷，可后人读着这个‘征’字，要能想到灶冷。想得到，这本史书就修成了。”
有人问魏征：“魏公，炀帝的这些事，都写进去？”
魏征说：“写。一桩都不漏。”
“那后世的人看了，会不会觉得，我们唐人也刻薄？”
魏征放下笔，说：“修史不是骂人。是把前人的路走一遍，看哪儿是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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